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表示，伴随着就业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我们应该发展一个更紧凑，更连通，更清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6月6日，清华大学、世界资源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与全球城市转型联盟（美国）举办了中国城镇化的新机遇研讨会，讨论疫情后中国城镇化未来5年内的发展方向、新机遇及挑战。在上述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的新机遇：十四五规划愿景》报告（下称《报告》）中，一大亮点是倡议发展一个更紧凑，更连通，更清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即“3C”模式。
仇保兴解释说，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城市的多元化，其中明显的例子就是多样化的就业和生产方式，比如蔬果生产的本地化和都市农业的兴起。在这种趋势下，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应该更紧凑和更连通。
在更清洁的模式方面，仇保兴认为，高铁和磁悬浮的发展是重要驱动力。他表示，与传统交通设施相比，高铁占用耕地减少30倍，碳排放量减少20倍。因此，在不影响区域人们生活的基础上，发展高铁和磁悬浮不仅可以保护耕地，也可减少碳排放，由此使城镇化发展在紧凑的基础上更加清洁化，也为低碳经济奠定基础。
仇保兴表示，当今世界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势给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三大新机遇。
首先，社会生活数字化的转型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创造机会。在互联网及大数据的推动下，网络会议及网络购物等数字化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拉近了传统城镇间的物理距离，从而带动区域连片发展。此外，中国不断加大5G及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也能有效地促进社会数字化转型。
其次，新颁布的《民法典》也为新型清洁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民法典》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民事主体和法人主体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应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
农村韧性的增强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第三大机遇。仇保兴称，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农村区域显示出其相对优势，比如人均空间较大和食品供应韧性较强等。由此，人们对农村生活的兴趣开始加大，并增强对农村区域的消费和居住投资的行为趋势，有助于在多层面下综合推动乡村振兴。
《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有三大动能——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交通系统在内的新型城市体系，气候韧性城市，及地方治理体系和全国财政体系。
对于新型城市体系和气候韧性城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与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 Stern）表示，中国可以在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内推动清洁高科技的发展，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逐渐转移到高价值的高科技清洁环保产业。
斯特恩认为，在加大区域联系度和完善交通设施的基础上，不仅会激发各区域总体经济活力，还会通过资源传输的方式平衡区域发展。此外，加强对可持续产业的投资也能进一步拉动就业。
在地方治理体系和全国财政体系方面，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表示，要改革地方治理和全国财政体系以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从而为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融资创造持续的资金流，同时也要重视并加强远期的城市规划。
齐晔表示，对城镇化传统动能的过度依赖，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三大挑战：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难以平衡和充分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快速城镇化给自然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在土地出让、债务融资和地方规划方面有不可持续性。但新型城镇化的三大动能可以帮助应对传统城镇化模式中的挑战和风险，并创造新的优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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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天姣
